以高水平文化治理助力城市精神塑造
刘倩
近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民族需要有民族精神，一个城市同样需要有城市精神。”一座城市的气质与魅力，不只在于林立的高楼、通达的道路，更在于其蕴含的精神力量与文化气质。近年来，从北京“首善之区”的文化自信到深圳“敢闯敢试”的开放基因，再到成都“烟火人间”的从容生活美学，城市精神正日益成为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然而，城市精神不是空中楼阁，其文化内涵亟须高水平文化治理作为坚实支撑。新时代新征程，如何塑造具有独特魅力与持久生命力的城市精神，是我们推进城市文化建设、增强城市软实力、涵养城市气质的关键课题。
文化善治是城市精神生长的丰厚土壤与有力保障。城市精神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深深植根于城市的集体记忆、现实实践与共同愿景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精神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色风貌。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高水平文化治理则致力于创造、维系并优化城市精神生长的土壤环境。它通过精心保护与活化利用历史文化遗存，守护城市独特的“基因密码”，为城市精神提供历史底蕴与身份认同的根基，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它也通过构建普惠、优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滋养市民的文化素养与审美情趣，为城市精神涵养提供丰富养分。它还通过营造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文化生态，激发城市源源不断的创造活力，成为城市精神持续生长的核心动力，使城市精神历久弥新。文化治理如水之浸润，于无声中滋养城市精神之树，使其枝繁叶茂。
直面问题，文化治理现代化转型刻不容缓。当前在推动城市精神建设过程中，文化治理体系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重硬轻软”倾向明显。一些城市加大对博物馆、文化馆等地标性文化硬件的投入，却忽视文化内容的持续供给和社区文化的潜心深耕，导致文化设施华丽却人气不足，“文化殿堂”和“市民生活”脱节。二是“行政主导”惯性仍在。文化资源的配置和文化活动的策划有时自上而下，未能充分吸纳人民意愿和诉求，存在供需错位现象，社会力量参与渠道仍显狭窄，存在文化活动此起彼伏而市民无从知晓或无从参与致使活动效果不佳等问题。三是“评价维度”亟待完善。目前，城市精神塑造效果的评价体系尚未成熟，偏重短期、可见指标，对于市民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创造力等深层精神维度的科学测评仍有欠缺。这些治理短板若不解决，城市精神建设易流于形式，难以真正深入人心、凝聚力量。
迈向善治，推动城市精神建设新发展。推动高水平文化治理赋能城市精神建设，需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的指引下，推动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系统性革新。一要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激发多元主体活力，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政府角色应从“大包大揽”转向“搭台引导”和“服务监管”，从“划桨人”变为“掌舵人”。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激励、采购服务、平台搭建等举措，大力培育扶持文化类社会组织、社区文化骨干和优秀文化企业。要尊重并鼓励市民在文化建设中的表达权、参与权、决策权，使文化创造和文化创新真正回归民间、服务人民。文化治理的深层目标就在于激发全体市民的文化认同与主体创造力。高水平文化治理致力于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拓宽参与渠道，让市民从精神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让城市精神在共建共治共享中自然生发、茁壮成长。当文化创造与分享的权利得以实现，城市精神便获得了最深厚、最活跃的根基。二要强化“智慧赋能”，提升文化治理的精准性。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建立城市文化资源数据库，动态分析市民文化需求热点与趋势，为精准化、个性化文化服务提供强大支撑。建设“一站式”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整合预约、参与、反馈、评价功能，破除信息壁垒，提升市民文化参与的便捷度与满意度。利用数字技术拓展文化表达与传播新形态，增强城市精神的时代感与吸引力。三要完善“评价体系”，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构建科学、多维、长效的城市精神建设与文化治理评价指标体系。除了文化设施覆盖率、文化活动场次等基础指标外，还应着重纳入市民文化参与率、满意度、城市认同感、归属感、文化创新活力等反映精神内核的“软性”指标。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力量与市民满意度调查，确保评价客观公正，引导治理实践真正聚焦于提升市民的精神福祉与城市的内在品质。
高水平文化治理是对城市精神的深耕细作。它通过构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深刻把握城市精神的历史与空间，充分激发市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动性，为城市精神提供坚实支撑。“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其深层意蕴正是在高水平文化治理下独特、丰盈、充满认同感的城市精神的蓬勃生长。这既是提升城市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更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人民城市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陕西渭华干部学院）